1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并点名了一例医疗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并引发广泛关注：上海部分医务人员向殡葬从业者提供逝者及其亲属个人信息牟利，高达800余份，涉事医院被依法处罚。

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截图

        这起“典型示范”直指医疗、急救、殡葬等高度敏感、信息高度集中的场景下个人信息保护在的薄弱环节。

        在这些领域，个人信息一旦泄露，往往难以及时察觉。最高检选择公开披露，并同步推动行政整改，正是希望通过“以案促治”，倒逼制度补漏。

        从“生”开始，

        自孩子就成了精准营销的“入口”?

        在相关患者隐私泄漏案中，个人信息泄露并非发生在某一个孤立节点，而是贯穿于医疗服务的多个环节。

        2025年初，河南杞县多名产妇向医院集中反映，称生育后不久便频繁接到自称“医院回访”的电话。对方不仅能准确说出产妇姓名、家庭住址，还清楚掌握生产时间和新生儿基本情况。在简单寒暄后，话题迅速转向母婴产品、保健品推销。

        经调查，这些信息并非来自公开渠道，而是由医疗系统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获取并转卖。相关人员最终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杞县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的同时，还向有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医院整改信息系统权限管理和内部监督机制。

        对于刚刚经历分娩的女性而言，产科信息不仅涉及健康隐私，也关乎家庭安全。一旦被滥用，极易引发骚扰、诈骗等连锁风险。

        在日常治疗中，隐私也存在泄漏情况。2024年7月，上海市东方医院一名科室主任医师被举报私下传播多名患者的手术信息和隐私照片，被医院暂停医疗工作并配合调查。211名患者的信息以及部分裸照被传播。

图源：大河报百家号截图

        到“死”为止：

        为何逝者信息何仍在“流通”?

        在最高检披露的典型案例中，问题也出现在生命的另一端。

        上海部分医疗机构医生及急救人员，通过疾病控制信息管理系统或救护车终端，违规获取逝者及其亲属的姓名、住址、死亡时间和联系方式，并有偿提供给殡葬从业人员。信息一经流转，下游人员往往能够在极短时间内联系家属，开展商业营销。

        检察机关认为，这类行为不仅侵害逝者亲属的隐私权和安宁权，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最终，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方式，督促主管部门依法查处相关责任人，并推动系统性整改。

        或许还有人记得2023年底，知名演员周海媚骤然离世后，其医疗信息等隐私被泄露的事件。美人早逝，一张在网络上流传的疑似抢救电子病历截图却横传于网络，试图用大众的好奇心博取关注，全然不顾逝者的体面。

图源：微博评论区截图

        家住深圳市龙岗区的林某(化名)也遭遇过类似的事件。“父亲刚被医院宣告去世，我连家人还没来得及通知，就接到了殡葬服务公司的推销电话，询问我要不要买寿衣、用什么样的套餐，太过分了。”

        生与死，本应是最需要被尊重的时刻，却在信息失守后，变成了被“精准捕捉”的节点。

        人赤裸裸地来到世界上，也终将赤裸裸地离去，但隐私不应当也是如此。

        这些事件指向同一个问题——在高度依赖信息系统运行的医疗环境中，一旦内部权限、职业边界或监管机制失守，患者及其家属的隐私便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看见”、被传播，甚至被利用。

        法律并不缺位，

        制度为何仍在“漏水”?

        从规范层面看，我国并非缺乏制度设计。

        从规范层面看，我国事实上并不缺乏制度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医疗健康信息等列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敏感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单独同意并采取更严格保护措施，这意味着对类似诊疗、病历等信息的处理有更高的规范要求。

        此外，《民法典》第1226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未经同意公开病历资料的，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民法典截图

        法律以外，管理条例也聚焦于该问题。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施行，首次从国家层面强调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并将“逝、殡、葬、祭”全链条纳入监管范围，明确要求规范处理逝者信息，防止倒卖、滥用和商业骚扰。

政府网截图

        然而此类问题却屡禁不止，现实中的难点，并不在于信息的收集与法律缺失。

        真正的问题在于医疗和相关工作者的隐私观念。我们应该去思考，谁可以接触这些信息?使用是否被内部监管、可追溯?在法律层面，不法事件是否能被及时、有效地从处理、违规成本是否足够高?

        当内部监管和职业约束未能完善时，患者隐私就可能在灰色地带被“顺手使用”，甚至被异化为牟利工具。只有进一步夯实道德与职业操守，筑起监管与法律的藩篱，才能切实杜绝这一切问题的发生。

        结语

        最高检此次集中发布个人信息保护典型案例，其意义不止于追责个案，更在于为相关行业划清边界、释放信号。

        逝者及其亲属的悲痛不应被作为商品出卖。医疗信息、患者隐私，不应成为商业链条中的“附带资源”。如何在保障医疗运行效率的同时，真正守住隐私保护底线，仍需在制度执行、技术防护和职业伦理上持续加力。

        从出生到死亡，患者隐私信息被记录并不可避免;但被尊重，理应成为底线共识。

        参考资料

        [1]http://www.haqixian.jcy.gov.cn/site/qx/jcyw/info/2025/18266.html

        [2]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2108/t20210820_313088.html

        [3]https://www.moj.gov.cn/pub/sfbgw/zwgkztzl/2025nianzhuanti/2025mfdxcy/2025mfdxcy_mfdql/202505/t20250507_518708.html

        [4]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1/content_7054172.htm

        [5]https://society.huanqiu.com/article/4Q3fglAbGnV

        [6]https://news.cctv.com/2023/12/13/ARTIOyNkDoR57akdcwPlTkv1231213.shtml

        [7]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355019937058079269/

        [8]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5001975566299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