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研讨会的特邀讲者中,不乏国外淋巴瘤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通过国外讲者的介绍,参会者得以了解国外淋巴瘤病理、基础及临床研究的新进展。本文摘录部分国外讲者(见右图)的报告内容,以飨读者。
Elaine S. Jaffe
John M. Pagel
Issa F. Khouri
Eric D. Hsi
外周T/NK细胞淋巴瘤病理研究
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Jaffe教授的报告主题是“外周T/NK细胞淋巴瘤的病理和生物学特征”。
国际T细胞淋巴瘤计划研究发现,外周T细胞淋巴瘤最常见的三种亚型分别为外周T细胞淋巴瘤非特指型(PTCL-NOS,25.9%)、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AILT,18.5%)和NK/T细胞淋巴瘤(10.4%)。
Jaffe教授指出,PTCL-NOS的特点是形态谱广(包括多形性中大细胞、淋巴上皮样、T边缘区等),需排除其他T细胞淋巴瘤亚型后方可诊断。她强调,正确的免疫分型可使该病的诊断正确率提高45%。PTCL-NOS的变异型中,淋巴上皮样细胞淋巴瘤(Lennert淋巴瘤)的特点是富含上皮样组织细胞,肿瘤性T细胞大小不一,某些病例报告CD8+常见。T边缘区淋巴瘤的特点为滤泡完整伴反应性增生,肿瘤性T细胞小(主要为CD4+),临床过程呈惰性。
AILT是一种生发中心来源的 T细胞(TFH细胞)疾病,其免疫表型特点为CD4+、CD10+、Bcl-6+T细胞,CXCL13阳性,高内皮微静脉(HEV)周围有广泛CD21+的滤泡树突状细胞(FDC)网 ,可见散在大B母细胞,通常EB病毒阳性,并可见多克隆浆细胞。其基因型特点为90%以上TCR 重排,10%~15% IgH重排。Jaffe教授提醒参会者,AILT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如EB病毒是否在 AILT样T细胞淋巴瘤发病中起根本作用,或仅仅是继发于免疫防御监视缺陷。
Jaffe教授还简要介绍了肠病型T细胞淋巴瘤(EATL)、鼻NK/T细胞淋巴瘤等,并分析了这几种结外NK/T细胞淋巴瘤与EB病毒的关系。她指出,外周T/NK细胞淋巴瘤的病因学研究领域未知多于已知,临床和病理复杂多变,我们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非霍奇金淋巴瘤临床研究
美国Fred Hutchinson癌症研究中心Pagel教授对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治疗领域的最新临床研究进行了总结。
针对惰性淋巴瘤的研究表明,利妥昔单抗维持治疗可延长滤泡性淋巴瘤(FL)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但长期应用安全性仍不确定,最佳用药剂量和维持方案仍需进一步明确。目前ECOG的RESORT试验正在进行相关研究。已有一些新药应用于低度恶性淋巴瘤。蛋白酶体抑制剂硼替佐米在低度恶性NHL治疗中显示出活性,目前正在进行试验以确定如何将其与传统治疗方法最佳联合。另外,苯达莫司汀也是目前研究较多的一种药物,但研究结果公布尚需时日。
对于侵袭性淋巴瘤,Leonard等的研究表明,R-CHOP方案联合硼替佐米用于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的一线治疗表现出较好的疗效,但仍须进一步随访。Martin等比较了套细胞淋巴瘤(MCL) 常规治疗和更大强度治疗的单中心研究结果,发现两者疗效相似,提示提高治疗强度可能无法获得更好的治疗转归。
另外,美国M. D. Anderson癌症中心的Khouri教授在其报告中介绍了干细胞移植(SCT)治疗B细胞NHL的研究进展,并对各亚型(DLBCL、FL、MCL)的自体和异基因SCT指征进行了讨论。他回顾了前瞻性GELF-86 和 GELF-94临床试验后指出,对于利妥昔单抗治疗后复发难治性FL,利妥昔单抗+大剂量化疗+SCT补救治疗的PFS显著优于标准挽救化疗、利妥昔单抗、大剂量化疗+SCT等补救治疗(P<0.0001)。北欧淋巴瘤组 MCL2研究则表明,强烈免疫化疗联合体内净化的SCT可治愈MCL。该研究共纳入160例经初治的 MCL患者,给予利妥昔单抗+剂量加强的CHOP和大剂量阿糖胞苷交替治疗6个周期后,对有效患者进行利妥昔单抗体内净化的SCT联合 BEAM 或BEAC方案治疗。移植前临床缓解(CR/CRu)率为54%,5年总生存率(OS)为75%,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还有,非清髓性SCT治疗FL和MCL也取得了一定效果,而且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发生率在可接受范围内,为我们的治疗提供了一种新选择。
霍奇金淋巴瘤预后标志物
在霍奇金淋巴瘤(HL)诊治领域,存在的疑问相对较少,因此本次大会关于HL的学术内容不多,但相关的专题报告仍然充满吸引力。美国克利夫兰临床医学中心的Hsi教授就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cHL)的病理特点及生物学预后标志物作了报告。
Hsi教授着重指出,在95%以上的病例中,HRS细胞表达PAX5,其表达水平往往比正常B细胞低,这些特点有助于诊断。
由于使用现代疗法,绝大多数HL可以治愈,但大约15%的患者会出现复发,而且治疗的远期毒性反应也不容忽视。因此如何准确判断患者的预后并指导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常用的是临床预后标志物,生物学标志物可作为其补充,有助于更准确地判断预后,根据危险度给予合适的治疗以避免远期毒性反应,并经济有效地取代功能影像学检查。
在过去10年间,对生物学预后因素的研究大量集中于RS细胞的特征或血浆标志物。如Axdorph等发现白介素10>10 pg/ml 和 可溶性CD30>30 U/ml 与预后较差独立相关。另有研究提示,Bcl-2、MAL、Treg、FOXP3/GzB等也可能与预后相关。需要设计前瞻性多中心研究以明确这些标志物是否对临床决策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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