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伍连德(1879-1960)
祖籍广东台山,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1907年,伍连德从马来西亚回到中国,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堂帮办(副校长)。之后,他在中国工作整整30年。1910年,率东北民众抗疫,被誉为“鼠疫斗士”。除了在抗疫方面的功绩之外,他对中国现代医学建设也功勋卓著。他先后兴办了东北防疫医院、研究所、北京中央医院(即现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等20多个医疗卫生机构。他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医学杂志》的创办者,著有《论肺鼠疫》、《霍乱概述》、《中国医学史》等医学专著。
“伍连德”这个名字与“国士”这个称谓都属于“那一个逝去的时代”,尽管才100年,要追寻其形迹、根脉却是大不易。因此,应该感谢王哲,这位旅居海外的非职业传记作家,广罗原野,搜聚史料,还原历史的细节和传主的脚步,让我们重新走近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伍连德先生。
细读全书,认识了姿态鲜活而生命纯粹的伍连德先生。一个人,哪怕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也只能做一件或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对于医学家的伍连德来说,他生命中最闪亮的业绩就是主持了1910年的东北抗击鼠疫(他的抗疫勋业还可延续到抗日战争)。抗疫之外,值得历数的精彩故事应该是开创了口岸卫生检疫机构与制度,两度拒绝出任国家卫生行政主管,创办中华医学会,编辑会刊《中华医学杂志》,筹办北京中央医院,与王吉民合著英文版《中国医学史》等。
在“抗疫”中展示才华
晚年“拾脚印”,写回忆录,伍连德特别聚焦于那一段跌宕的“抗疫”经历(使用“抗疫”概念更准确,在那个时代,中国并没有科学意义上的“防疫”工作)。1959年,他在剑桥出版了《一位现代医生的自传》,主标题就叫“鼠疫斗士”。不难看出,他非常在乎那一段激荡的岁月,为此,他还痛失了爱子长明。其实,这一段辉煌的历史不仅是他个人的职业奋斗史,学术荣誉史,也不仅是科技史、医学史,而是近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史,转型期思想变迁史。因为,此时的伍连德不仅是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还是统领“抗疫”社会工程的外务府特命的钦差总医官。当时的东北,华、俄、日分治,资源、号令各异,满清王朝大厦将倾,岌岌可危,人心浮动,地方吏治凋衰,中国传统医学与世界医学前沿几近隔绝,抗疫机构、机制一片空白,专业人才与器材奇缺,法国、日本抗疫理论与技术权威的漠视与挤兑,都令伍连德眉头紧锁,一筹莫展。
然而,这位年仅31岁,且没有多少政治资历与经验的总医官居然成功了,凭借什么?他以敏锐的职业直觉,发现了肺鼠疫的非跳蚤播散链条,认定了旱獭(土拨鼠)为鼠疫杆菌携带者,呼吸道为主要的传播途径,破解了抗疫的技术难题。后来他果断推行的焚尸举措控制了传染源,进一步掌控了主导权。大疫面前,各级官吏、军警、百姓表现出难以置信的纪律与效率,同蹈生死,共赴大义,各国、各派人才、资源的自觉统合,倾力襄助,都成就了伍连德的抗疫组织和动员的高效率。
特别值得赞颂的是伍的上司施肇基,这位末代王朝的外务府主管,对伍连德一见如故,依凭一面之缘的洞察与信任,旋即向袁世凯力荐,诚邀28岁的南洋医生出任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副校长)。他对伍连德高度信任,不仅任命其担任东三省防鼠疫总医官,还力排众议,支持伍对鼠疫流行的学术直觉与初步实验报告(当时伍的判断还未得到证实与公认),顶住外交使团的压力,撤销法国医生迈斯尼的技术主导权。为取得摄政王对于疫区焚尸的授权,施肇基寒冬除夕哭谏王府,声情并茂,感动府台,其忧国恤民之心,可映日月。其时,清政府满朝腐败,但未必无淌清流。可以说,没有施肇基的睿眼识才与肝胆相照,就不会有伍连德东北抗疫的全胜。
一年之后,帝制革除,民国如日初升。然而,伍连德二次东北抗疫(1920年扑灭鼠疫),三次抗疫(1926年控制霍乱)运作中所受到的人际制肘与制度内耗远比晚清时代要大许多。革命一旦越过炙热的动员期,进入世俗化的庸常轨道,激情与操守便悄悄失落,人性也面临顿挫、失陷,如果说伍连德晚清社会抗疫是“泥潭”里跳舞,那么,他民国社会的抗疫就是“沥青池”里游泳。
 在“过山车”上体味人生
读伍连德的传记,一般人很容易将其归于医学史的学术修养,而遁入庸常科学史固有的思维径路,去历数、归纳技术的递进,学说的成长,个体的荣耀;看到的是“第一位剑桥大学的华人医学博士”,“第一次遵循现代传染病、流行病理论组织的社会抗疫工程”,“第一场由中国人主导的国际抗疫行动”,“第一次由华人担任国际学术大会主席”,“第一部英文版《中国医学史》”云云。
其实,伍连德的一生展示的是一位正直学人在大时代的转身之间,由技术专家(注重技术关怀)向公共知识分子(注重社会与公众责任)进发的心灵历史。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打开的是一部社会与思想的甄变史,一部人性的蒙难史,它昭示着历史的“过山车模型”,现实生活可能完全不遵守刻度时序递进,任意飘零。“过山车”上的伍连德先生亲历了南洋、西方欧美、中国晚清、北洋、民国多重社会,晚年还遥望、牵系新中国的社会变迁。他感受的历史动荡多姿,顷刻之间忽上忽下、忽进忽退、忽快忽慢、忽明忽暗、忽冷忽热,其背后是人性隧道的坑坑洼洼,精神海拔的高高低低,灵魂表演的正正邪邪。尤其是近现代,升腾与堕落全然不在什么新旧的时空刻度上,时代的前行、革命的招摇未必就是命定的进步,保守主义的坚持也未必就是落伍,政治选择上的正统与异端,科学遭遇上的真理与谬误,道德操持上的高尚与卑微,交相混杂,莫辨逆顺。惟有苦难是一块试金石,映照着灵魂的清洁与污浊。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没有少遭受苦难,但我们却不愿意从思想史层面去主动迎击苦难、咀嚼苦难,于是,我们在屡屡躯体承担之外少了精神上的涅般。因此,好的传记就是要展现苦难中涅般的灵魂,提撕一代人理想与受难的奇妙关系。
掩卷沉思,回到最初的提问,伍连德的传记应该叫什么书名?依思想史的径路,应该叫《与疫同行:历史过山车上的伍连德》。疫,在这里不仅指鼠疫,也指称广义的苦难。不知安卧天国的伍连德先生与客居美利坚的王哲先生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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