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北京国际消化疾病高峰论坛”将于2007年9月21~23日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本届论坛大会组委会特邀18位中外消化疾病专家,就9个消化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报告。为此,本报记者先后采访了这些专家,现刊登对功能性肠病专题中外方讲者的采访记录。
功能性肠病的治疗:任重而道远
—— 访功能性肠病专题讲者柯美云教授与Robin Spiller教授
□本报实习记者 杜佳梅
参与本届论坛“功能性肠病”专题讨论的中方专家是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柯美云教授。柯教授对胃肠动力及胃肠功能性疾病研究颇为深入,曾担任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胃肠动力组组长。柯教授曾师从我国著名消化内科专家张孝骞教授和陈敏章教授,回忆起张教授“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行医准则,柯教授非常感慨,她谈到:“老师们对待患者的认真态度至今仍在激励和鞭策着我”。
记者:在本届论坛中,您打算选择哪个主题进行报告?
柯教授:经过与Spiller教授沟通,我们准备就肠易激综合征(IBS)进行交流,因为这一疾病对临床医生来说可能更具挑战性。我主要想谈一下IBS从发病到治疗的一些思考,首先是关于发病情况的一些介绍。二是讨论脑肠轴调控在发病中的作用,一些生活事件,如少年时期的特殊情况对疾病的影响等,以引起大家的重视。三是关于IBS的治疗情况,我准备重点介绍中国的一些与治疗有关的研究,并强调综合治疗的重要性。IBS的治疗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患者的积极参与和配合。
记者:近几年国内外胃肠动力和胃肠功能性疾病研究取得了哪些进展,研究热点有哪些?
柯教授:这一领域进展较快的应该是功能性胃肠病(FGID),最受瞩目的是罗马Ⅲ标准的出台。其次,反流病也是历年的研究热点,美国、亚太地区以及中国均陆续颁布了相应的胃食管反流病诊治共识。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反流病不只局限于消化科疾病,还与很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甚至耳鼻喉科疾病相关。此外,反流病相关的诊断方法进展也很迅速,如PPI试验、阻抗检测、无线pH监测等。通过基因多态性和基因谱来进行病因学的研究也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流行病学调查确定发病危险因素的方法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治疗领域难度很大,很多曾经有一定效果的药物都因其副作用而退出。抗焦虑、抗抑郁治疗IBS也还在摸索之中,可以说在治疗方面,任重而道远。
记者:请您就新颁布的罗马Ⅲ标准谈谈您的看法,罗马Ⅲ标准与罗马Ⅱ相比有哪些改进?
柯教授:罗马Ⅲ标准的改进大概有以下几点:(1)循证医学证据的应用更多。(2)分类更接近病理生理情况,如功能性胃肠消化不良的亚型就分为餐后不适综合征和上腹疼痛综合征。(3)关于脑肠轴互动的研究更加深人,罗马Ⅲ标准里就有一章专门讨论精神心理的作用,可见其受重视程度。此外,罗马Ⅲ标准中还提到了药物临床验证的规范化及药物开发的情况等等。
记者:目前,我国许多临床医师对胃肠功能性疾病的认识还不充分,在诊治上还存在许多不规范的地方,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
柯教授:首先要消除的误区就是功能性疾病不是病。功能性疾病给患者带来的痛苦、生活质量的下降以及治疗花费都是非常大的。目前,在诊断和治疗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规范的地方,如有腹泻症状的IBS患者,按肠炎而给予抗炎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患者伴有慢性胃炎,长期按慢性胃炎治疗等,这种长期、不恰当地用药需要引起重视。
目前,这种情况已经逐渐引起重视,我国在2003年初形成了自己的IBS诊治共识。与此同时,还通过继续教育对医生进行了相关知识的普及与更新,但是,要改善目前的状态,这些努力还是远远不够的,今后还需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知识更新和普及宣传工作。
 参与本届论坛“功能性肠病”专题讨论的外方专家是英国Nottingham大学医学院Robin Spiller教授。Spiller教授还同时担任Gut杂志总编和英国胃肠病学会神经胃肠病学与动力学分会主席,在肠易激综合征及胃肠动力学,特别是感染后肠应激综合征病理机制的研究方面更为深入。在本届论坛中,除了参与专题讨论之外,Spiller教授还代表Gut杂志担任大会的外方主席。
记者:在本届论坛上,您将就“功能性肠病”专题与中国专家进行交流,您准备从哪些方面进行报告?
Spiller 教授:我与柯美云教授已经进行了前期沟通。我们的讨论将主要集中在IBS。我将就中枢神经与外周异常的区分入手展开讨论。我认为,躯体化症状对于这种区分是很有帮助的。我还将讨论感染后肠易激综合征(PI-IBS)的一些情况。PI-IBS是一个很好的模式,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所有类型IBS潜在的致病机制。对于PI-IBS来说,局部黏膜严重损伤是主要致病因素,但是心理因素,例如抑郁等,也都起了重要作用。并且,PI-IBS黏膜的5-羟色胺(5HT)活性增高,对特异性5HT3拮抗剂也有反应。虽然目前还没有证实抗炎和抗组胺在IBS中的疗效,但是在PI-IBS及其他类型的IBS中,还是显示出黏膜炎症的迹象,包括肥大细胞数量增加等。
记者:您认为,在IBS的诊断和治疗方面,近几年的重要进展是什么?
Spiller教授:了解并处理那些焦虑的患者,始终都是IBS治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将那些有显著躯体症状的患者从中区分出来,也是一项非常有益的新进展。毋庸置疑,5HT3拮抗剂是非常有效的,虽然主要的一个5HT3拮抗剂——阿洛司琼由于缺血性结肠炎的副作用而退出市场,但是其有效性还是为学者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激励我们去开发新疗法。益生菌的应用是另一个新进展,但还有待于进一步资料的证实。
记者:许多原因能够引起IBS,在英国,最为常见的病因是什么?请您给读者介绍一些IBS的治疗经验。
Spiller教授:在英国,5例IBS患者中就有1例是由于食物中毒引起,其他重要的危险因素有不良生活事件和心理应激等。
在治疗中,我认为应该首先比较患者外周消化道和脑中枢的致病机制比重,再据此对治疗方案进行调整。有显著躯体症状、焦虑或者抑郁的患者对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SSRI)的反应良好,而以腹泻为主的患者可能会对去杂质饮食、洛哌丁胺和5HT3拮抗剂有应答。对于以疼痛为主的患者,解痉药和(或)低剂量的三环抗抑郁剂可能会有帮助。但是,目前临床还是需要一些更好的、新的治疗方法。
记者:请您就“功能性肠病”与“罗马Ⅲ标准”谈一下您的看法。
Spiller教授:作为罗马基金会的成员之一,我非常高兴地看到罗马Ⅲ会议召开,会议汇集了89位国际上这一领域的专家,他们就功能性肠病的诊治达成一致意见,并提出功能性胃肠道疾病综合指南,还形成了罗马Ⅲ手册。
在罗马标准之前,诊断标准无法确定,相关的研究设计薄弱,进展也非常慢。自从罗马标准得到广泛采纳之后,临床试验标准变得统一,相关研究的水平也增高了。当然,这并不能减少大家对更好的、新的疗法的渴求,而是促进我们按照标准化程序,手牵手地继续前行,加深我们对其致病机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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