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医疗行业而言,道德无力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让人感受深切。
有人说,这是医疗的市场机制和商业行为塑造的缘故。医生们和那些组织医疗资源的人可能考虑更多的是,诊疗服务将会给他们自己带来怎样的收益,而把那些给患者带来的后果放在一边。
也有人说,医患关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他们之间的互信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来医生在医疗决策方面掌握了绝对的控制权,但如今,患者更加强调自主决定权,在委托─代理的信息不对称关系中,委托人(患者)必须在代理(医疗)行为发生之前签下一纸委托书,否则代理(医疗)行为归于无效。
还有人说,医生不知道都在忙些什么。总之,患者很少能够看见医生,医生也很少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患者进行交流。
医生们认为,疾病的发现已经赫然地在各种仪器设备的检查中形成了,他们需要做的是最后诊断和制定循规蹈矩的治疗方案。传统的问诊和“望、触、叩、听”不过是对检查结果的印证,患者的选择和接受治疗意愿决不会成为拟定治疗方案的基础,治疗是以科学理论进而是临床实践中获得的“证据”为基础。
这些,都是构成我们职业精神丧失和瓦解的一些理由。当然,还可能有其他的理由(比如误导、欺诈和渎职等)也都出现在一些悲情故事之中。
上述这些理由,是出于我们现实医疗行业存在的状况,这些状况并非就是道德排斥的理由,如同商业伦理中同样需要诚实守信,代理关系中同样需要勤勉忠实。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在这些状况下,什么样的职业精神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传统的职业精神对利益之惑持忠告和诫勉的态度。也就是说,在蒙昧时代的医学,从业人员也同样会有利益的引导和诱惑,但是,当时的道德教化主要赋予职业精神以神圣化和禁欲主义的特点。仁慈与博爱的理念总是在“自上的施予”和“而下的接受”的医患关系状态下定型的。
在现实条件下,医学是作为实证科学主导下的知识而发展和存在着的。医疗是作为社会化的商品服务而设计和提供的。医患关系是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关联和界定的。因此,医师的职业精神必然面临着重塑。
重申职业精神实际上是医学在人文精神和社会价值上的道德反思。重申的过程不是简单地重复那些古老的道德教化,而是要从精神传统中找到源流,在现实环境中找到支撑。
我们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医疗资源在物质上构成的价值和利益以及通过生产、消耗而形成的利润冲动,这种利润冲动并非总是对患者造成伤害。相反,它是使许多医疗服务普遍可及和创新改进的运行机制。医患关系的平等使得医生看起来不过是一个健康顾问,同时,技术进步也使医生在以往通过沟通与观察发现疾病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小。
然而,一方面,商业社会并非是一个文明程度更低、伦理要求更低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并不意味着机器对医生的全面取代和医生职业的消失,医患关系的处理和医生的作用毕竟需要重新的构建和确立。由此,职业精神的重申恰恰是对文明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回应。
|
